中国社会科高校近代史商量所,近10年来丙子革命

2019-05-20 19:30 来源:未知

内容摘要:

编按:本文为李细珠研究员《清末政治史研究的宏观检讨》(已收入其新书《新政、立宪与革命》)一文之一,陆续刊布,期待对了解清末政治研究现状有所助益。

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峰,也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第一块最醒目的界碑。本文谨从以下方面论述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

关键词:近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新进展

学界关于清末最后十余年历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以辛亥革命为主线,后来逐渐转向立宪运动和清末新政研究,并与辛亥革命的研究鼎足而三,甚至有后来居上而超迈之势。学术研究不断累积推进,这便需要不断地进行学术史的总结。以下拟先对辛亥革命史、立宪运动史、清末新政史的研究做一简要的回顾。

一、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当然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

作者简介:

关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其实早在民国肇建之初已经开始,至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纵观这100年来的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萌芽期,1912~1949年。严格地说,这个时期的辛亥革命史论著,还谈不上理性的学术研究。一方面,当时人记当时事,历史记忆的取舍难免掺杂个人的感情因素。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就相继出版了一些武昌起义史、辛亥革命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之类的著作,影响较大者如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谷钟秀的《中华民国开国史》、高劳的《辛亥革命史》、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左舜生的《辛亥革命史》、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和《革命逸史》,[1]等等。这些著作编撰之时,辛亥革命的历史刚刚翻过去,编撰者多为历史的亲历者或见证者,但由于政治背景与个人经历不同,撰述动机各异,以当时人记当时事,难免党同伐异,为自己隐恶扬善,对他人则过于苛求,从而使史实出现偏差甚至歪曲而失真。尽管如此,这些著作仍有保存历史记忆的功能,即便是相互矛盾的记述,也可为后世研究者提供可资利用的史料。

近代中国,究竟采用什么方式步入现代化的大门,曾有过多次争论。最早的一次是戊戌变法以后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争论。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之间也展开过激烈的论战。这些论战的实质,不是中国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步入现代化的问题。在这些论战中,前者最终都占了上风。这从社会意识上反映出革命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手段,成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主要推进器。

  【作者简介】周一平,黄信远,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周一平(1949—),男,浙江省嵊州市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学、政治学研究。黄信远(1986—),男,浙江省乐清市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在读硕士生,主攻历史学。

另一方面,现实政治中党派斗争激烈,党派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宣扬胜于学术理性。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国政治出现从专制到共和的转型,是由多种政治力量促成的结果,既有革命派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斗争,也有立宪派及时的转向与配合,还有旧官僚顺应潮流的反正。这样,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由于政治立场不同,政见各异,对于革命就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与认识。即使在革命派内部,也因派系有别,衍生利害冲突,而不免歧见互出。例如,尚秉和的《辛壬春秋》[2],专记鼎革之际辛亥、壬子两年事迹,兼及癸丑年事。分省记事,各自成篇。作者站在拥护袁世凯的立场上,偏袒立宪派,对革命怀有偏见,时有污蔑与攻讦之词。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3],则是用国民党正统史观撰写辛亥革命史的范本。邹鲁是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的国民党元老,他的革命史观充分反映了国民党的正统史观。《中国国民党史稿》正是以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演进脉络为主线,叙述中国革命历史。在这个革命叙事框架中,其他革命团体,如兴中会时期的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同盟会时期的共进会及光复会重建的史实,基本上未曾涉及。对于革命领袖孙中山,则用大量篇幅叙述其思想与活动,而其他革命领袖人物如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则只作简略的介绍。这种具有浓厚意识形态气味的典型的国民党正统史观,颇为时人及后世学者所诟病,不免使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则是对国民党正统史观挑战的显著事例。曹亚伯是湖北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的创办者之一,因受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排挤,愤而编著《武昌革命真史》。书成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要人汪精卫、胡汉民颇不满意,以其有意突出日知会功绩,过分批评其他革命党人,记载失实,甚至讥评孙中山等革命领袖,下令查禁该书,并将未售书籍销毁。

革命包含着武装斗争与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两层意思。从根本上说,决定社会进步的最终因素是生产力。但是,一个社会能否爆发革命,不取决于革命者自身,而是取决于旧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当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又不思变革时,革命必然要爆发。

  【内容提要】 2001年—2010年,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在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等领域均有长足发展,但仍需继续拓展空间,需要大力发展跨学科研究,发展广泛的比较研究,需要进行客观的学术性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抗战胜利后,中共的理论家和学者黎澍著有《辛亥革命与袁世凯》[4],明显有着用袁世凯影射蒋介石的意味,抨击袁世凯就是抨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是颇富政论色彩的历史著作。该书是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开创性成果,对于建国后大陆学界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有着方法论指导意义。

在像中国这样饱受外侵内压、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暴力革命几乎是革命的阶级实现现代化道路中别无选择的政治手段。中国旧的生产关系极为顽固,严重束缚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阶级要维护其统治,只有靠上层建筑的力量加固生产关系的防线。革命的阶级要摆脱被统治的境遇,把中国导向现代化,也只有靠武装斗争的手段去摧毁旧的上层建筑,变革旧的生产关系。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因此,辛亥革命用暴力手段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的独立,是中国现代化的当然要求。

  【关 键 词】近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新进展

二是起步期,1949~1979年。建国以后,以两大纪念活动为契机,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的指导下起步。1956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充分肯定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要“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5]。这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给资产阶级革命家及资产阶级革命的高度评价,从而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定了基调。1961年,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在武汉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有来自全国各地学者100多人与会,提交论文40余篇,围绕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的关系、立宪派的阶级属性、反满民族问题,以及会党与新军的成分、性质、作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盛会,给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带来了蓬勃生机。

暴力革命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当然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政治上,首先必须建立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基础之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是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从其运动形态上说,属于后发型,即在殖民主义冲击和现代国际环境影响下发生的社会变型。用暴力的方式,争取独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中国这样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逻辑性结论。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4-0060-07

在那政治与学术不可分的年代,政治上的松绑激发了相当的学术创造力,学术界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著作,如陈旭麓的《辛亥革命》、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杨世骥的《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吴玉章的《辛亥革命》、林增平的《辛亥革命》,[6]等等。这些著作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尝试性成果。

二、民主共和是20世纪初中国统治现代化的最佳选择

  2001年—2010年,发表的研究辛亥革命的论文在六千篇以上①,其中不乏新视角、新观点、新资料的佳作。

据不完全统计,1949~1966年,共出版有关辛亥革命史的书籍50余种,发表论文500篇左右。这些论著从多个侧面丰富了辛亥革命史研究,诸如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及其内部阶层结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的关系、人民群众的各种反抗斗争,以及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既加强革命领袖孙中山研究,也对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邹容等著名革命党人进行较深入的探讨,另外还对国内“反满”民族问题与国际帝国主义的“中立”政策等问题,有较实质性的研究。当然,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出现所谓“四多四少现象”:研究个别人物多,研究社会环境少;研究政治方面多,研究经济、文化少;研究革命党人多,研究其他派系少;肯定群众自发斗争多,肯定资产阶级领导作用少。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不够成熟的表征,也是极“左”思想干扰的结果。[7]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存在这些不足,并不奇怪。

20世纪初,中国政治发展处于十字路口,政治制度面临着多重选择。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有三种方案,即封建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围绕这三种方案,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斗争异常激烈。

  一、政治史

当辛亥革命史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成绩还是主要的。这种势头如果顺利发展下去,本来可望有较大的突破,然而好景不长,“文革”发生了,残暴地打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文革”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资产阶级的东西自然要“立足于批”,要批倒批臭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8]这样,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便走火入魔,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1.君主制的存在失去了合理性与现实性

  (一)辛亥革命历史地位

“文革”以后,学术界开始努力清除“影射史学”的流毒。樊百川发表《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9],对于用现实政治中的“儒法斗争”概念任意阐释辛亥革命史的现象进行了认真的清算。随后,章开沅发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10],提倡要打破对资产阶级“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路线斗争”框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决不能用“一锅煮”、“一刀切”的办法来评说历史人物;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与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援。他特别强调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轨道,得以繁荣发展。正如章开沅先生所期待,学术界在解放思想与拨乱反正的新形势下,迎来了学术上的“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机遇。

20世纪初,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从中国政治的发展趋向上,封建君主制的继续存在都失去了合理性和现实性。因为,民主、宪政的大潮早已席卷全世界,君主制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所否定。世界上率先富强起来的国家,不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就是实行民主共和制。尚未富强起来的国家也已经看到君主制必须改变,因为它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上的主要羁绊。就近代中国而言,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相勾结,镇压中国国内任何的革新运动,越来越成为阻碍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反动制度,越来越为中国人民所不信任。

  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2001年以前,有的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应该肯定;有的学者从辛亥革命前后全国的政治混乱局面出发,认为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否定了辛亥革命[1]。

三是发展期,1980年以来。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最有成就而又遭受新的困境的时期。这个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繁荣的重要表征,是大量学术论著的发表与出版。据统计,1980~2009年三十年间,大陆学界发表有关辛亥革命史研究论文近10000篇,出版相关研究著作500多种。[11]对于辛亥革命这样一个中国近代史的专题研究,在短时间内涌现如此数量庞大的研究成果,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2.君主立宪道路行不通

  2001年以来,有些学者提出,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确认必须有新的标准。如朱浤源认为应该从公共行政的原理出发,重新认识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指出,评断辛亥革命的利弊得失,不能只从是否建立民主制就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而应以政治结构变动后资讯在政治结构(文官体系)中的流畅程度,以及资讯是否表达民意来作为判断标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结构中资讯传输的速度、深度、广度均有重大进展[2]。沈渭滨以中国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为例指出,辛亥革命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构架、政治规范和政治运作程序的转型,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新的社会阶级阶层产生,辛亥革命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3]。潘荣认为,辛亥革命使汉族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地位得以恢复和确立,是近代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转折点[4]。

一般学界公认,作为通史性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代表作有三种大型著作: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12]这三种著作几乎在相同时期独自完成,在充分论证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共识的前提下,又有各自不同的特色。《辛亥革命史》最显著的特色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体系。该书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与初步发展入手,阐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内部阶层结构,并在着力描述复杂的国际背景与国内社会环境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思想与活动,从革命宣传、团体组织到武装起义,以推翻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最终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绞杀而走向失败,构建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发展、成功与失败的完整体系,力图揭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成功的历史规律。《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是把辛亥革命作为中华民国史的背景来描述,对于革命的对象清政府有较多的关注,尤其是对于立宪运动的深度研究,是其明显的特色。作为辛亥革命史通论性专著,该书叙述的重点还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包括革命民主思想的传播、革命团体的成立、武装起义的发动及武昌首义与全国响应,革命成功与南京临时政府建立,最终以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和临时政府北迁作结,描述了一个中华民国开国史的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与上述两种著作均以多人集体项目的形式完成不同,《辛亥革命史稿》则是两位长期合作默契的作者协力撰述的颇有个性的专著,实属难能可贵。该书虽然也是力图描述辛亥革命作为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胜利和失败的全过程,但是,充分利用新闻报刊资料,注重一些重大事件的细节描写,思想灵动,文字活泼,是其鲜明的个性特色。

君主立宪是以上层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官僚为代表的立宪派的政治现代化的理想模式,也是清政府在其存在的最后10年所实行的改革的政治目标。中国能否实现君主立宪制,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清政府具有立宪的诚意,一是立宪派具有促进清政府立宪的实力。

  (二)辛亥革命与现代化关系

就学术研究主要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来看,这个时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代,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主要探讨的是宏观问题。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如外国学者所谓是“国内民族革命”、“中国对外国革命”,或者说是士绅革命,甚至认为不是革命而只是政治变革,以及台湾学者所谓“全民革命”,刘大年、章开沅等先生撰文进行了精细的辩驳,坚持大陆学者普遍认可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13]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1983年,《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复旦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就资产阶级形成的时间及其内部结构等问题争论激烈。对于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时间问题,意见颇为分歧:有说形成的起点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完全形成则在十九世纪末;有说形成时间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有说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而完成于二十世纪初年;有说基本形成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甚至还有学者具体提出近代资产阶级在江苏地区形成大体上是在1904~1908年之间。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内部结构问题,意见分歧表现在:是否可以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还是分为上层与中下层两个阶层?在辛亥革命时期,是否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14]这些问题不仅是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引起争论,其实在当时学界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力。另外,关于革命派的内部矛盾,关于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关于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等等,都是当时学界积极讨论的重要问题。

先看清政府。晚清政府迫于外逼内压的情势,实行“新政”。客观地说,“新政”对传统体制确实作了一些切痈割瘤的手术。但总体看,清末“新政”很难说是真改革。“新政”不是为了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而是为了对抗资产阶级革命。“新政”不是主动的改革,而是被动的调适。清政府不是现代的政府,更缺乏主动现代化的精神,但它要“抚绥国内反对者和抵挡外国的侵略,巩固帝国和王朝,舍立宪别无他途。”[①a]清政府对立宪缺乏诚意,“新政”说到底是一个骗局,立宪计划如“一张悠长的不兑现的支票”[②a]。尽管清政府的“新政”是被动的,但只要富有诚意,痛下决心,真正改革,还是能缓和矛盾,逐渐摆脱危机的。但是,如果仅作些表面文章,不仅不能缓和矛盾,反而使矛盾激化,自食其果。清政府在灭亡前,在罪己诏中承认数年来政改方案“皆有名无实”,“敷衍人民”。“此次变乱起源,其肇因虽有万端,归纳言之,政治之无条理及立宪之假筹备所产生之结果。”[③a]

  对辛亥革命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是2001年来研究的热点,关注较多的是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影响。如郑炳凯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种手段,是创立新的政治组织和程序的一种方法,辛亥革命促进了政治权威的合理化、政治参与的扩大化;蔡文成认为,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践行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实现了政治形式合法化、政治结构理性化、政治行为多元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薛子奇指出,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处于一个转折点,既继承了19世纪晚期以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立宪派的事业,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王曼青等则认为,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还体现在它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②,等等。

第二阶段,1990年代,在“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背景下,则进入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从单纯的政治史转向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路径。具体而言,近代绅商、商会与新式社团研究颇为引人注目。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和《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马敏与朱英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和《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以及桑兵的《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和《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15]等等。这些著作是典型的实证性专题研究,不仅拓宽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领域,引导辛亥革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了初入学界的新生代学人的研究选题与方法、路径,明显地标志着一代学风的转向。

正是这场反动性、被动性、欺骗性的“新政”运动,把清政府推到了社会所有阶层的对立面,加速了清政府灭亡的进程,可谓“天不灭清清自灭”。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新政”所提供的有限的合法条件,增长经济实力,壮大政治队伍,同时无情揭露“新政”的欺骗性,使清政府的反动性彻底曝光。清政府为推行“新政”而不得不向下层人民加重摊派,更使民变纷起,人民最终成了20世纪初中国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力量。“新政”中抬出的“皇族内阁”使立宪派君宪幻梦终于泡灭,而清政府“铁路国有”的骗局则使立宪派与政府之间完全决裂。君主立宪的专制实质加剧了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冲突,地方主义日益尾大不掉,朝廷权威再难树立。“皇族内阁”同时扩大了满汉两族统治者之间的夺权斗争,清政府的权力体系彻底瓦解。

  (三)辛亥革命性质

第三阶段,新世纪以来,在具体研究形成“学术高原”的背景下,实际上陷入了难以突破瓶颈的新困境。200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时候,有两套出版物值得注意:一是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孙中山研究所出版了一套“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16];二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一套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17]。这是国内两个颇有影响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相关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然而,前一套书主要是会议论文集和几位学者关于孙中山研究的专题论文结集,或为应景之作,或为旧文新刊,很难说有新意;后一套书看似新的著作,但明显是为纪念而策划的结果,亦不无即时应景之意,事实上也并没有在学界引起多大反响。这两套书的作者大都是著名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者,相对于他们此前的相关著作,实际上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更重要的恐怕只是纪念意义。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出新,已然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在新世纪里,辛亥革命史研究已有渐趋冷落之势,原来的相关研究者纷纷转向其他领域,新一代学人每每望而却步,已极少再有以此为研究题目了。如桑兵教授的《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18]这样具有深度研究的专著的出版,实在可谓异数。2011年,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之时,学界无法回避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进一步突破的问题,但这确实已经成为一个困绕学界无数学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

再看立宪派及其立宪运动。立宪运动作为对20世纪初中国政治选择的一种探索,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一定的意义,并且,立宪派在揭露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宣传宪政等方面都从另一方面促进了革命形势的早日形成,加速了清政府灭亡的命运。但是,立宪派最终只能是悲剧式的人物,他们没有能力逼着清政府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立宪运动也不可能真正导引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戊戌变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君宪制在中国行不通,清末“新政”的欺骗性最终也将证明君宪道路的破产。尽管立宪派曾天真地认为政府的君宪方案与自己的理想相一致,但不久他们便发觉自己是一群被愚弄的对象。立宪运动的目的之一在于反对革命,这不仅使立宪运动失去了广大的群众基础,而且由于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的矛盾,影响了打击清政府这一双方共同目标的实现。立宪派成员多为官僚和上层资本家,且“多半是传统绅士的一代”。他们派系林立,组织涣散,意志分歧,相互争夺。尤其是地方官僚,他们之所以被卷入立宪运动,是带着投机心理的。他们一方面与清政府联系密切,对朝廷寄予厚望,一方面又与地方立宪主义发生关系,以便在大变局中进退自如。君宪制本身具有无法克服的二难矛盾。一方面立宪派要中央放权,一方面是清政府要专权。而立宪派中真正掌权的又是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并非真要立宪,而是想通过立宪合法争权夺势。随着中央与地方、君权与民权、立宪主义与地方主义、满族统治者与汉族统治者之间矛盾的加剧,必然导致地方军阀的军事专政,不仅真正的君主立宪不会有,就是名义上的君主立宪也难以出现。这样,立宪派不仅无力逼着清政府迈上现代化道路,相反,清政府却以专制的手段击碎了立宪派的君宪幻梦,立宪运动最终汇入革命派的武装斗争洪流之中。正如时人所言,立宪派“其初恐清廷不立宪,其继愤政府假立宪,其后乃不欲出于和平立宪,而思以铁血立宪。”[①b]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中国大陆学者多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说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多认为是国民革命。在这两种主流观点之外,也出现了一些其他观点。如朱宗震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度的王朝更替,没有达到国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水平;郭双林认为,辛亥革命是平民革命;刘有源认为,辛亥革命是由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领导的社会各阶层人民广泛参与的反对腐败卖国政府的人民民主革命③,等等。

当辛亥革命史研究遇到难以突破的新困境时,不少学者在反思中往往会逆向思维,提倡加强对革命的对象清政府的研究。事实上,此时清末新政史的研究正如火如荼,与此相关的立宪运动史也颇为引人关注。

3.民主共和是20世纪初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最佳选择

  (四)辛亥革命与立宪政治关系

长期以来,立宪运动史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主要是附丽在辛亥革命史之下,当作背景的衬托,或者是作为对立面的角色。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就是上述所谓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期,立宪运动史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才相对独立出来,成为学者直接探究的专题研究对象。总的趋势有三个特点:其一,总体评价由否定到肯定;其二,研究选题由宏观到微观;其三,研究方法由批判论战到理性实证。可以说,这是一个逐渐疏离政治意识形态而回归学术理性的趋势。

历史逻辑的发展,昭示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选择只能是民主共和制。民主共和制的产生,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应然的,是最佳的选择。

  2001年以来,对立宪政治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研究亦有丰富成果。耿云志从清末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社会影响与政治影响入手分析了两次谘议局联合会召开的背景和内容,并指出在第二届联合会时,议员(主要是立宪派)即对清政府有了强烈的对抗态度,并为推倒清政府做好了思想准备,而这也是辛亥革命爆发时立宪派能马上转向革命的原因[5]。田中比吕志认为,清末立宪政治并没有因革命而中断,清末民初的地方独立和辛亥革命的产生都是立宪改革的继续。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形成以袁世凯和宋教仁为中心的两个不同的政治结构,而他们的任务都是解决清末立宪未完成的改革[6]。

关于立宪运动史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学界都是从反对革命的角度看待立宪派与立宪运动。如胡绳武、金冲及合著的《论清末的立宪运动》、李时岳的著作《张謇和立宪派》,以及刘桂五的论文《辛亥革命前后的立宪派与立宪运动》、龚书铎的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19]等等。这些论著为数不多,大都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批判立宪派的改良主义道路的反动实质。

列宁说过,“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②b]

  (五)辛亥革命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学界对立宪派的评价逐步趋向肯定。如杨立强的《青史凭谁判是非——略论辛亥革命前夕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耿云志的《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林增平的《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侯宜杰的《君主立宪派反动论商榷》,[20]等等。这些论文基本上摈弃了立宪派“反动”的论调,认为把立宪运动说成是反动的政治运动并不妥当,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立宪派是革命派同盟军的作用,甚至充分肯定立宪派是一种进步的政治力量。

第一,革命是救亡的不二法门,民主共和是革命的必然归宿。救亡之道有二:改良、革命。用平和的手段实现社会的进化,挽救民族的危机,自然是人所共求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是不现实的。中国的救亡只有革命一途。而革命的直接目标就是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李振武认为,在清末第三次请愿开国会运动过程中,绝大多数督抚联衔奏请清廷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开设国会,站到立宪派一边,成为推倒清朝统治的又一力量。并指出,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清廷大肆集权,督抚有责而无权,中央有权而无能,督抚不得不寄希望于设立内阁以救亡图存[7]。刘伟指出,1906年开始的清末地方官制改革,一方面,加深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促使地方势力与中央离心,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扫清了部分障碍;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后,地方势力抬头,阻挠了南京政府对全国的统一,促使了辛亥革命的失败[8]。

立宪运动史研究的代表作是90年代初出版的两部著作:韦庆远、高放、刘文源合著的《清末宪政史》和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21]《清末宪政史》是一部系统研究清政府预备立宪史而颇有分量的专著。该书虽然在90年代初出版,但是作者自称“最早的构思和着手搜集资料,是起于60年代初”。也许正因此而使全书在总体评价上显得较为保守,可算是传统观点的典型代表,其对预备立宪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清廷的立宪活动是一幕幕“丑剧”,预备立宪是一场“骗局”。但是,该书对预备立宪史的具体研究则全面系统,在不少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有一定的深度。全书共十三章:前两章介绍了西方宪政思想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第三至第十三章叙述了清政府1905~1912年预备立宪的全过程,注意到方方面面,如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改官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清单》、设立谘议局和资政院、建立皇族内阁、宣布十九信条,等等。这些具体研究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实在的基础,可以说,该书是此后有关预备立宪史研究的一本必读参考书。

第二,辛亥革命先后否定了君主制、君宪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不仅实现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变革,也完成了大变革后政治选择的优化过程。传统的君主专制是反动的,君主立宪也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最佳模式,只有民主共和才是资产阶级“最好的政治外壳”。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第一块最醒目的界碑。

  (六)审计制度变革、发展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则系统地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政治改革运动,即宪政改革。作者较为严格地区分了“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两个概念,认为“前者是由立宪派领导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爱国民主运动,后者是由清政府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而且在奋斗目标、指导思想、方针政策诸方面存在着原则差别”。但就宪政改革而言,作者又认为“二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因此,作者力图系统地叙述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的全过程,但主旨似乎还是立宪运动,正如该书的副标题一样。作者早在八十年代初最早接触立宪这个课题时,就以《君主立宪派反动论商榷》一文对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以后陆续发表系列论文,如《论清末立宪运动的进步作用》、《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22]等等,对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作了正面的研究和积极肯定的评价。该书是作者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果,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征引资料丰富,论证具体,有一定的深度,尤其是对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两者互动关系的研究,为此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政治世俗化进程逐渐加快的时期,而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决定性地把中国政治推进到较高程度的世俗化时代。《临时约法》规定,国家之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拥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和选举权。在民主实践方面,民初国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经由普选产生的议会机构拥有较高权威,包括大总统在内的各种重要官职均需选举或认可方能产生,各项法律法令和重大行政事务亦需由批准方可实施。从人们最关心的选举来看,1912年全国大选中,登记选民近42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0%。而1908年清政府进行资政院和咨议局选举,有选举权者仅占总人口的0.4%,覆盖面极窄,选出之机构的职权也极有限,实际上只是一个点缀门面的咨询机构。民主共和比君主立宪对于民主真实性的体现,可见一斑。当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也并非最真实的、最高形态的民主制度,但与君主立宪相比,不能不说是更真实的、更高形态的民主制度,因此,它更能代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践水平。

  冯敏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审计法规、程序与方法不断完善,审计组织的独立性、权威性逐步确立。并指出,“三权分立”、民主政治的勃兴是推动当时国家审计发展的动力,但民主政治的不彻底性导致民国时期国家审计未能实现现代化。在政治没有现代化的时代,国家审计不可能现代化[9]。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立宪派重要人物的专题研究与传记著作值得关注,如章开沅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林克光的《革新派巨人康有为》、董方奎的《清末政体变革与国情之论争——梁启超与立宪政治》、李喜所与元青合著的《梁启超传》、耿云志与崔志海合著的《梁启超》、周秋光的《熊希龄传》,[23]等等。董方奎的《梁启超与立宪政治》是有关立宪派领袖人物梁启超的立宪思想与活动的专题研究著作。其他关于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熊希龄等重要立宪派人物的传记著作,都有较大篇幅叙述传主与清末立宪运动的关系,可为观察立宪运动的复杂情形提供多元化视角。

第三,立宪派认为,中国专制主义根深蒂固,国民受到专制制度的长期摧残,民智、民力、民德都很低下,尤其缺乏公益心和自治力,中国不具有民主共和的条件。革命派则认为,中国国民固有自由、平等、博爱观念,适合于民主共和,坚信文化、历史悠久的中国人民被压已久的智慧、能量和德行,一旦通过参政得到良好的发挥,必然可以创造出繁荣、富强的国家,钟毓出灿烂的文明之花。虽然革命派对国民性的体察较为肤浅,但他们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认识是很科学的,一是民主共和比君主立宪更能激发民众的参政意识,一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只是起点,不等于民主建设的过程。我们认为,中国国民确实缺乏民主的意识和能力,用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程,它需要对国民进行长期的民主教育,同时,在制度上要不断健全。正因为我国国民素质较低,所以才更需要一个更真实地体现民意,更能激发民众参政意识的民主制度。这样,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才能加快,国民的民主素质才能较快地提高。辛亥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只体现了少数人的利益,广大民众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但是,民主共和的伟大意义在于否定君主专制,承认并保护自由、平等权利,向国民灌输民主观念。国民民主意识的形成,是中国政治现代化最深刻的社会心理条件。历史的大趋势就是在这一隐性的意识中得到显现的。

新世纪以来,关于立宪派重要人物及其群体的研究,成为新一代学人攻读博士与硕士学位论文的重要选题。这无疑也是立宪运动仍在吸引学界关注的重要表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出版成书的有徐临江的《郑孝胥前半生评传》、蔡礼强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以及黄俊军的《湖南立宪派研究》,[24]等等。未刊者尚有冯素芹的《辛亥革命前后江苏立宪派政治活动评议》、孙训华的《论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的心路历程(1906-1913)》、江轶的《清末江苏立宪派宪政活动研究(1905-1911)》、王云的《晚清立宪派研究》、孙祥伟的《东南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汤寿潜研究(1890-1917)》,[25]等等。这些有关全国立宪派整体、地区立宪派群体及立宪派代表人物的研究,都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清末立宪运动的复杂面相。

三、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清末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是既相关联而又有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两者的基本目标都是以和平变革方式实现从君主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制度转型,但运动的主体与路线并不相同。预备立宪是清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是清末新政从体制内变革发展到政治体制变革的必然结果。立宪运动是由立宪派领导的自下而上推动清政府走向宪政改革的运动,是从体制外促动清政府进行政治体制变革的运动,实际上可以说是运动立宪。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立宪派发动立宪运动是清政府实施预备立宪的重要推动力量,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进度又直接影响立宪运动的进程甚至成败。有鉴于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这种复杂的关系,以下在介绍清末新政史研究时,如介绍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就会必然涉及立宪运动的情形。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两个最显著的变化,一是政治倒退、军阀混战,出现了近代史上的政治最黑暗的时期;一是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明显的发展,尤其是1914年到20年代初,被称为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关于这一“黄金时期”的到来,史学界常常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国家放松对中国的控制、减少对中国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的因素,忽视了辛亥革命对中国民族经济的影响。

关于清末新政史研究,与立宪运动史研究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也有一个从被忽视、受批判到被肯定、受重视的转变过程。早在“文革”以前,王邦佐发表《试论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五年清政府的“新政”》[26]一文,认为清政府在1901~1905年的“新政”,是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为了防止和镇压新的革命运动而采取的反动措施,其本质是反动的,是一场“骗局”。这是对清政府新政的完全否定。同样,关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张天保发表《清末的“预备立宪”》[27]一文,认为清政府在1906~1911年扮演了一场预备立宪的“丑剧”,这是清朝统治者在革命力量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为了抵制革命,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而玩弄的“政治骗局”。显然,这也是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完全否定。

据严中平等人统计,1912—1919年,新建厂矿600多家,到1920年,新增资本总额1.6万亿元,这8年的投资,相当于1912年以前50年间投资额的总和。1913年,中国使用蒸汽动力为4.3万马力,1918年增加1倍,为8.2万马力,同时期全部机械动力也增加31倍多。民族资本占工农业总值,1913年为11%,1918年为18%,这一水平一直维持到1949年。

“文革”以后,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学界对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的评价也渐趋肯定。邓亦兵的《论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张连起的《略论“同光新政”与“清末新政”的异同》、王笛的《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廖一中的《晚清“新政”与天津工业近代化》[28]等论文,肯定了清末新政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尤其是肯定了其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朱金元的《清末预备立宪的发生原因及其客观作用》、迟云飞的《预备立宪与清末政潮》、郑大华的《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几个问题的商榷》、董方奎的《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29]等论文,并不认为清政府预备立宪是一场“骗局”和“假立宪”,而是肯定其为一场来自上层的政治近代化运动,甚至提到中国近代民主化起点的高度。

辛亥革命到20年代初中国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与辛亥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这一主题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它毕竟空前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第一次参与国家政权,通过立法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袁世凯为了稳固其统治地位,曾被迫颁布了一些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法令和措施。据不完全统计,《东方杂志》从1915年1月开设“法令”栏到1921年此栏结束止,共公布法令、章程、条例、规则、细则391件,这些法律条文涉及到政治、经济、司法、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法律条文不仅为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法律保障,而且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社会环境。

20世纪90年代,有几本宏观论述清末新政的著作值得关注。赵军的《折断了的杠杆——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比较研究》[30],是一项关于清末新政的较为宏观的比较研究。该书通过从国家政权即政府的角度比较了明治维新与清末新政的异同得失,认为清末新政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清政府没有足够的力量领导这场近代化变革运动。张连起的《清末新政史》[31],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讲述清末新政史的著作。该书认为清末新政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并特别强调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可与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相提并论的“重大事件”,对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与历史地位给予充分的肯定评价。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32],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清末新政的著作,但是却以约占全书1/3的篇幅系统地论述清末新政,并力图揭示其“革命性”意义,把清末新政看作晚清政治革命的一部分,使清末新政在中国政治近代化过程中的意义被特别地突显出来。吴春梅的《一次失控的近代化改革——关于清末新政的理性思考》[33],是一部系统论述清末新政的研究性著作。作者从近代化的角度切入,力图揭示清末新政对中国近代化的积极意义,认为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化链条上的一个承先启后的不可缺少的中心环节。萧功秦的《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34],是一部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著作,以约占全书2/3的篇幅重点论述了“走向现代化的第三次选择”的清末新政。作者充分肯定了清末新政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地位,认为就变革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就其对中国此后历史的影响而言,清末新政的重要性均已超过此前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运动。

如果仅从经济立法看,仅1912—1916年,即达86项之多。这些法规的主要内容有:人民自由保有财产、自由营业。这在《临时约法》中有明文规定。改官办商会为商人自己的“合群组织”。解除呈请开办企业设厂注册的若干限制。这在《农商法规》、《商人通利》中均有规定。商人呈请注册开办厂矿,只要符合注册条例章程,即可直接向地方官厅呈请,不必经商会转呈。取消清政府对开采矿产方面的若干限制,鼓励商人和吸引外资开矿、探矿。1914年3月颁布的《矿业条例》规定,地下矿产皆为国有,除地面盖屋应偿地价外,地主不得任意索价。为了鼓励商人开矿,还减轻了矿产税。对于外资,规定“凡与中华民国有约之外国人民,得与中华民国人民合股取得矿业权,但须遵守本条例及其他关系诸法律。”“外国人民所占股份,不得逾全股份十分之五。”实行奖励制度。1914年4月颁布了《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1915年6月颁布了《造林奖励条例》,1915年7月颁布了《农商部奖章规则》,规定,对在以上事业中卓有成效者给予奖励。对新办企业予以保息。1914年1月颁布《公司保息条例》宣布,政府为发达实业起见,拨出公债票2000万元,作为保息基金,每个以其利息对新设立的6种公司股本保息。对民族工业产品及其所用原料减免捐税。奖励发明创造,取消封建性的专利垄断。1912年底颁布的《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把专利权明确限于工艺品发明者和改良者,取消了建厂专办之权。设立各种示范场所,劝导人们创办实业。筹备国货展览会和组织参加外国展览会。上述法规,把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纳入了法制化、规范化轨道,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从以上几本总体性研究著作来看,近代化理论是学者们关于清末新政研究所使用的一种基本理论,清末新政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也已被学界所普遍认同。但是,作为一项历史研究,仅有宏观的理论建构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入具体的实证研究。何况历史研究本来极具复杂性,单一的理论模式也难以揭示复杂多样的历史本相,因此,多角度、多层次全面具体的实证性研究对于清末新政史的进一步研究显得很有必要。事实上,学界本身已有这种自觉,并逐渐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把清末新政研究引向深入。

四、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意识的现代化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关于清末新政概念的认识,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以前学界一般把1901~1905年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各项变革看作“新政”,而把1906~1911年清政府主导的宪政改革叫做“预备立宪”,似乎是两个独立的事件,较少关注两者之间内在的关联性。随着具体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渐取得共识,一般认可清末新政是指20世纪初年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余年所进行的各项改革的总称。这次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变革,这些变革基本上都是在体制内进行;第二阶段即预备立宪,是政治体制本身的变革,这是前一阶段各项体制内变革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两个阶段有一个历史发展与逻辑演进的过程。起初,清政府也曾试图将改革限制在传统体制之内,但是,当改革的发展将要突破体制的时候,清政府也就不得不考虑进行体制本身的改革,从而开始实行预备立宪。这个认识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对清末新政更加全面的总体性观照。

辛亥革命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社会心理最为矛盾、社会意识最为混乱、社会思潮最为庞杂的时期。民主共和的招牌挂起来了,男人们的辫子剪了,女子们的裹足放了,但是,社会空气并没有真正清新起来。新旧思想、文化、习俗、意识在搏杀拚斗,旧的死命守住阵地,新的决意要杀出重围。从普遍的社会文化意识来看,传统的成份仍极为丰厚,但新文化也已初步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并注定了最终要成为时代的主潮。这一方面反映出辛亥革命没有真正实现思想意识的革命,一方面又预示着一场更深刻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新文化运动则是这场大风暴来临前的惊天春雷。

新世纪以来,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陷入瓶颈之际,学界对于清末新政的具体实证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贡献,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在不少专题研究领域获得了新的进展。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社会意识不断趋于现代化的历史。如果从历史的横断面考察,辛亥革命才真正启开了中国社会意识现代化的闸门。这里,着重从以下诸方面来分析。

这个时期,没有关于清末新政研究的宏观著作,但在一些关于新政的重要人物与群体的研究中,涉及到清政府开展新政的决策及其在全国具体实施的全过程。这方面的研究,以重要督抚大臣与督抚群体研究最为引人注目。刘伟的《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35],着重探讨督抚制度在晚清的演变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变化,有不少内容涉及督抚与清末新政。贾小叶的《晚清大变局中督抚的历史角色——以中东部若干督抚为中心的研究》[36],主要研究督抚的文化观念,其中有专章探讨督抚与清末新政。李细珠的《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37],通过系统考察地方督抚在清末新政中的思想与活动,多角度地展现了清末政治史与晚清政局演变鲜活而丰富多彩的复杂面相,深刻地揭示了在清末新政过程中地方督抚权力的演变及其与清廷中央集权的关系,力破既往学界“督抚专政”与“内轻外重”陈说,提出新颖的“内外皆轻”权力格局说,认为在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威一并流失,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中央,清廷中央与地方均不能有效地应对革命,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并导致军人势力崛起与军阀政治,直接影响民初政治走向,为北洋军阀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路径。专门研究督抚个案与新政的重要论著有:关晓红的《陶模与清末新政》[38]一文,论述了两广总督陶模关于废科举、裁宦官、设议院、变官制等方面的新政主张,及其对清末新政的影响。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39],以制度变革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张之洞对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过程中清王朝中央决策的参与及其影响,并以张之洞在湖北所推行的具体改革作为新政政策实施的例证,以动态地观察清末新政从决策到实施的全过程。作者充分利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所藏的“张之洞档案”,以及其他相关史料与著述,从一个侧面细致地勾画出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的历史画卷。张海林的《端方与清末新政》[40],则把端方作为清末渐进主义改革派代表人物,系统地论述其新政思想与实践,是督抚与清末新政研究的又一实例。张华腾的《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41],则辟专章论述了直隶总督袁世凯主导的北洋新政——北洋区域早期现代化的方方面面,及其与北洋集团形成的关系。另外,关于留日学生群体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以往学界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42],通过具体考察留日学生在清末筹备立宪、教育改革、新军编练、法制变革等方面的种种活动,充分肯定了留日学生对中国政治、教育、军事、法制等方面的近代化有着积极的贡献。

1.参政意识的世俗化

停废科举是清末新政时期一项影响近代中国至为深远的重大决策。关晓红发表系列论文,深入探讨了停废科举的决策过程,并以刘大鹏、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基本史料,用比较的方法,具体考察了科举停废对士人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对于所谓科举制度废除与四民社会解体及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观点提出修正,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在社会结构里虽随科举停废而消失,但众多士子却在诸多渠道中经过重新分化组合,而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后来,又在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专著《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43]。张亚群的《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44],从科举改革与废止的视角,系统考察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的动力、原因、过程、特征和影响。白文刚的《应变与困境: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张小莉的《清末“新政”时期文化政策》,[45]系统论述了清末新政时期的思想控制与文化政策,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

封建社会,所谓政治,纯属统治阶级的事。统治阶级在政治高压的同时,大搞愚民政策,所谓“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般民众不仅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且“不在其位,禁谋其政”。清朝统治者更是视政治为自己的禁脔,大搞文字狱,大兴卧碑风,明令禁止“生员上书陈言”。清朝末年,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将紧闭的政治大门启开一丝缝隙,改八股为策论,允许人们议政,但这仅限于“生员”。1905年宣布预备立宪及1908年资政院、咨议局选举,在法律上认可了民众参政的权利,但此次选举的覆盖面仅占全国人口的0.4%。

刘增合的《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以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为清末新政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该书着力探讨了晚清鸦片税收的变动趋势及其对新政改革的重大影响,深入分析了鸦片禁政与清末新政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并且力图从中透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揭示清末政治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深入理解剧烈变动的社会矛盾。随后,刘增合又出版《“财”与“政”:清季财政改制研究》,深入研究清末新政时期财政制度改革,着重考察清季财政改制中“变”与“不变”的复杂面相,揭示“财”与“政”在制度变动过程中彼此牵制的动态情景,藉此观察政治、财政和知识观念在清季大变动中交互影响的实态。[46]

辛亥革命时期,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使原来仅为涓涓细流的民众参政意识变成了一股世俗浪潮。人们以谈论“革命”为时髦,甚至像“阿Q”这样的下层民众也心存革命,中山装、短发、天足、话剧、西医、白话等逐渐为国民所接受。尤其是随着文化信息化的发展,各种新观念不断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所接纳。据统计,民初全国报纸总数达500家,发行总数达4200万份,平均每10人1份报纸。“读报者虽限于少数人士,但报纸发表之意见,由公众的或私人的议论,几乎下等之苦力,亦受其宣传。”[①c]

有关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研究,是这个时期新政研究的重点。高旺的《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47],是关于宪政改革的总体研究。该书从政治学的视角,将清末宪政改革置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坐标系中,通过对官制改革、地方自治、政治参与、宪政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具体考察,并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较,论述了清末宪政改革的成败得失,及其对晚清中国政治转型和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迟云飞的《清末预备立宪研究》[48],是从清政府的角度系统研究预备立宪的专著,对近代中国立宪思想的发展过程,官方对宪政的认识,清政府推行宪政过程中实行的诸项措施(如中央与地方官制改革、司法独立、准宪法的颁布、平满汉畛域),以及预备立宪带来的社会变化和影响,特别是对清政府自身命运的影响,做了系统而扎实的研究。

辛亥革命时期,民众的参政意识主要表现为挽救民族危亡。至于政体问题,认识上仍很模糊,参政的行动也缺乏自觉性。因此,民国建立后,“社会上看到的是:各家各户也还大多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牌。”[②c]“就大多数国民之心理观之,则共和政体之发生,仍依据于事实(仅于事实上驱除暴君污吏而已),而非根本于原理。盖事实问题者,以利害为标准;原理问题者,依是非而判别。而吾国民对于共和政体之观念,乃歆于事实上所谓利,而非动于原理上之所谓是也。”[①d]甚至当袁世凯一再破坏民主共和,废弃《临时约法》,当上终身总统时,各地民众反而弹冠相庆。武汉、南昌等地的商学工界,还举行了庆祝袁氏“大总统选举法”颁布的活动。经过护国运动,民众增强了民主共和的观念,参政意识大为浓厚。据当时的《申报》记载,南京在民国“三、四年皆寂然无所举动,今此共和再建”,“各界皆兴高采烈”;苏州“上中下社会人等瞻观灯会者,几有万人空巷之势”;无锡也出现了“自共和以来,举行国庆之第一盛况。”尤其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民众的参政意识空前高涨,参政议政也渐趋自觉。学界首先发动了五四运动,商界、工界、农界随之呼应,尤其是工人的罢工,使五四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陈丹的《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柴松霞的《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与潘崇的《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49]是对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及其与清廷预备立宪关系问题的专题研究。彭剑的《清季宪政编查馆研究》[50],则专门研究了号称清末“宪政枢纽”的机构宪政编查馆。这些著作提供了清廷预备立宪决策及其运作的一般情形。

2.组织意识政党化

关于中央政府机构与官制改革。清末新政时期中央机构改革过程中设立的新部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关晓红对于学部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其《晚清学部研究》[51]一书对于学部的渊源流变、机构设置、职能权限、人事关系、经费筹措与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着重论述了学部在发展近代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及社会政治变革方面的作用。苏全有的《清末邮传部研究》[52]则对邮传部的成立背景、官制、机构、经费、规章管理、职掌等制度层面作了系统研究,重点论述了该部在发展中国交通事业和回收利权方面的事功,尤其是对其政策决策作了深入检讨和重新审视。王奎的《清末商部研究》[53]则具体研究了商部与农工商部的组织机构与具体运作,及其在清末新政时期振兴农工商业经济的举措与作用。

封建社会,由于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人们的组织意识和组织行为具有封闭性、分散性。而统治阶级历来就视民众组织为大忌,严格禁止。这样,在人们的组织意识中,笼罩着“君子群而不党”的伦理规范。因此,封建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政党产生,有的多为秘密结社。

关于地方官制改革。关晓红在发表有关督抚衙门结构与外官制改革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专著《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54],系统考察清季改制中新旧体制的复杂纠葛,认为清末官制变革,将原来“内外相维”格局改为上下贯注,是近代政体转型的重要内容;改制的总体目标是仿照西方,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过渡,清廷试图通过官制改革奠定立宪的官治基础,进而刷新吏治,提挈政纲;可是改制反而导致统治秩序严重失范,社会矛盾急剧尖锐,清廷速亡;其弊端,主要是君臣上下只顾一己之私,阻挠改革,不能回应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结局也与他们的预期相去悬殊。刘伟、彭剑、肖宗志合著《清季外官制改革研究》[55],从外官制改革所带来的权力结构变化出发,分别探讨立法、司法、地方自治各个方面的改革,揭示其制度设计与实施样态的差距及其成效和影响;探究各级政府的行政改革样态,包括机构的增设、调整、改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官员职能变化,并从改革中各方利益的争论和冲突中揭示改革的实际走向;探讨伴随着外官体制改革而开始的官员选任制度、考核监察制度、俸禄制度的变化,以期全方位地展现外官制改革的整体面貌。

唯物史观认为,政党不仅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且是“近代社会”“现代文明”的产物。中国的政党产生于20世纪初(1905年的同盟会),这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经济的产业化、政治的世俗化、文化的信息化则为政党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此后,中国人民阶级斗争的组织形式逐渐同秘密结社变为政党。

另外,马小泉的《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56],从社会政治结构和政治发展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了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尤其着重考察了清政府在地方自治问题上的政策与措施以及清末地方自治在中国早期地方政治现代化历程中的地位和影响,有助于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和宪政改革的认识与理解。魏光奇的《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57],则对清末县制改革有较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基层行政改革研究的实例。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进入了政党政治时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赋予了人们集会、结社的权利。民初,“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②d]由于民初政治空气活跃,国民的政党意识十分浓厚。各阶级、阶层均积极创建政党,并通过政党实现执政或参政的目的。据台湾学者张玉法初步统计,民初出现的政党与政党性组织共312个。各政党相互竞争,形成了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格局。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格局,是对封建专制政治的反动,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组织结构和政治行为,加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尽管民初政党政治很不规范,但它毕竟初步实现了国民政治意识的组织化和组织行为的有序性。在未来的中国政治历程中,任何人要想搞独裁,都不得不顾忌一下政党的能量。如袁世凯当时最怕的不是拥有重兵的李烈钧这样的督军们,而是国民党领袖宋教仁。

关于法制改革,法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借鉴与移植西方近代法律制度,是晚清法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张德美的《探索与抉择——晚清法律移植研究》[58]对晚清法律移植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系统地探讨了晚清法律移植的背景与原因,并从法理移植、司法移植、立法移植三方面对晚清法律移植的具体实践进行了全面论述。王健的《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晚清西方法的输入与法律新词初探》[59],以西方法律词语的输入及其对中国法律新词影响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晚清时期西方法输入中国诸问题,以及日本化的西方法律词语流入中国的途径及其对建构中国近代法的重大影响等方面。卞修全的《立宪思潮与清末法制改革》[60],考察了清末立宪思潮的兴盛及其对清末制宪、修律与司法制度改革的推动作用。尤志安的《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以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化为视角》[61],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化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的原因、过程和影响。李启成的《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62],则具体研究了晚清各级审判厅成立与运作的过程,从程序与实体两方面分析了各级审判厅对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突破,及其在运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张从容的《部院之争:晚清司法改革的交叉路口》[63],则对清末司法改革过程中法部与大理院关于司法独立、政治资源重新分配、相互职能分工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高汉成的《签注视野下的大清刑律草案研究》[64],具体考察了清朝中央各部院与地方督抚有关《大清刑律草案》的各种签注,及其对《大清刑律》制定的影响与作用。谢如程的《清末检察制度及其实践》[65],从制度、实践、理念三个层面立体地描述了清末检察制度运作的基本情形。陈煜的《清末新政中的修订法律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一段往事》[66],是对清末新政时期法制改革主导机构修订法律馆的专题研究。

正是由于辛亥革命开中国政党政治的先河,所以,中国政治才得以加速发展。这以后的国民政治活动,都被规范在政党或政党性社团的领导下。但真正使广大民众具有科学的组织意识、团结精神,并形成一往无前的力量,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关于地方新政研究,董丛林等的《清末直隶新政研究》与《清季北洋势力崛起与直隶社会变迁》,以及徐建平的《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研究》,[67]具体研究了首善之区直隶的新政与宪政。沈晓敏的《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谘议局和省议会》[68],是浙江谘议局的个案研究。刁振娇的《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研究——以江苏谘议局为视角的考察》[69],则以江苏谘议局为例,考察了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的理想与实验,及其成败得失。

3.社会意识的理性化

清末新政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不少,其中关于边疆地区的新政研究更是薄弱环节。赵云田在发表相关研究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出版《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70]一书,对于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在清末新政时期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并为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封建社会,社会意识被蒙昧在迷信之中。广大民众在儒学教化下和专制政治高压下,混沌地生活着。整个社会没有一个系统而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意识支配,即使是农民起义,也至多是揭橥朴素的平均旗号。

与辛亥革命史、立宪运动史的研究相比,清末新政史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研究时段的下移,当近代史研究不少领域的研究者纷纷转向民国史的研究时,清末新政史研究却成了晚清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清末新政史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展,专题研究不断深入,相继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较高水平的研究论著,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专题研究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仍然缺乏一部全面系统叙述清末新政整体历史的高水平的代表性著作。学界期待着这样一部有分量的通史性的《清末新政史》。

辛亥革命使中国的社会意识实现了第一次质的飞跃,它使国民第一次听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声音,第一次感受到作为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意识理性化的源头。在新的社会意识支配下,国民的文化心态、风俗习惯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有现代意蕴的事物被接受了,符合时代风尚的道德被提倡了。

注释:

辛亥革命后,社会意识变革最显著的是社会指导思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打落了皇冠,而皇权思想、权威意识并未随之消失。但是,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功绩在于启开了封建主义之蒙,使社会意识的现代化大潮奔腾东流。人们正是从这股大潮中把握住了社会历史的趋势,同时,又从辛亥革命的悲剧中更加领悟到现代意识的珍贵,这才出现“改造国民性”的呐喊,出现了民主、科学的呼吁。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就不会有民主、平等意识在国民心中的扎根;没有辛亥革命的失败,就不会有更深刻革命的到来。以民主、科学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既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也是对辛亥革命的超越;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最终成为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则既是对新文化运动精神的继承,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精神的超越。历史就是由无数个继承与超越组成的链条,历史在继承与超越的不断运动中走向现代化。

[1]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海,泰东图书局,1914;高劳:《辛亥革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海,中华书局,1930;左舜生:《辛亥革命史》,上海,中华书局,1934;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革命史编辑社,1928;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0;冯自由:《革命逸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1947。

①a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6页。

[2]尚秉和:《辛壬春秋》,上海历史编辑社,1924。

②a张健甫:《中国近百年史教程》,桂林文化供应社1940年再版,第201页。

[3]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民智书局,1929。

③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9页。

[4]黎澍:《辛亥革命与袁世凯》,香港,生活书店,1948。该书经多次修订,后改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由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

①b《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96页。

[5]《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3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②b《列宁选集》第3卷,第181页。

[6]陈旭麓:《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北京,三联书店,1957;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吴玉章:《辛亥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林增平:《辛亥革命》,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①c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81、194页。

[7]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三十年》,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2121~21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②c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8]林增平、郭汉民、李育民编:《辛亥革命》,12页,成都,巴蜀书社,1989。

①d伧父:《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东方杂志》第9卷第5号。

[9]樊百川:《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载《历史研究》1977年第1期。

②d丁世峰:《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事》第1期。

[10]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1996年第5期)

[11]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第3卷,144、162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2]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981;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2;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91。

[13]刘大年:《论辛亥革命的性质》,载《赤门谈史录》,22-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14]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15]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三联书店,1995。

[16]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八种著作是:陈胜粦主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庆贺陈锡祺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林家有、高桥强主编:《理想·道德·大同——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王功安、林家有主编:《孙中山与祖国和平统一——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段云章:《孙中山对国内情势的审视》,李吉奎:《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桑兵:《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周兴樑:《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林家有:《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

[17]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五种著作是:章开沅、田彤:《张謇与近代社会》,罗福惠:《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严昌洪、许小青:《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马敏:《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18]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9]胡绳武、金冲及:《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李时岳:《张謇和立宪派》,北京,中华书局,1962;刘桂五:《辛亥革命前后的立宪派与立宪运动》,载《历史教学》1962年第8期;龚书铎:《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

[20]杨立强:《青史凭谁判是非——略论辛亥革命前夕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5期;耿云志:《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林增平:《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载《湖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侯宜杰:《君主立宪派反动论商榷》,载《历史论丛》第4辑,济南,齐鲁书社,1983。

[21]韦庆远、高放、刘文源:《清末宪政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2]侯宜杰:《论清末立宪运动的进步作用》,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侯宜杰:《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载《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23]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北京,中华书局,1986;马洪林:《康有为大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董方奎:《清末政体变革与国情之论争——梁启超与立宪政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周秋光:《熊希龄传》,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4]徐临江:《郑孝胥前半生评传》,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蔡礼强:《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黄俊军:《湖南立宪派研究》,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25]冯素芹:《辛亥革命前后江苏立宪派政治活动评议》,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孙训华:《论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的心路历程(1906-1913)》,开封,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江轶:《清末江苏立宪派宪政活动研究(1905-1911)》,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王云:《晚清立宪派研究》,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孙祥伟:《东南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汤寿潜研究(1890-1917)》,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26]王邦佐:《试论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五年清政府的“新政”》,载《史学月刊》1960年第4期。

[27]张天保:《清末的“预备立宪”》,载《历史教学》1966年第2期。

[28]邓亦兵:《论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载《史学月刊》1982年第6期;张连起:《略论“同光新政”与“清末新政”的异同》,载《北方论丛》1984年第2期;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廖一中:《晚清“新政”与天津工业近代化》,载《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 第2期。

[29]朱金元:《清末预备立宪的发生原因及其客观作用》,载《学术月刊》1985年第2期;迟云飞:《预备立宪与清末政潮》,载《北方论丛》1985年第5期;郑大华:《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几个问题的商榷》,载《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董方奎:《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载《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

[30]赵军:《折断了的杠杆——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比较研究》,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

[31]张连起:《清末新政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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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吴春梅:《一次失控的近代化改革——关于清末新政的理性思考》,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

[34]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上海三联书店,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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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北京, 三联书店,2005;《“财”与“政”:清季财政改制研究》,北京, 三联书店,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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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迟云飞:《清末预备立宪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49]陈丹:《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柴松霞:《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潘崇:《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50]彭剑:《清季宪政编查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1]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52]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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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关晓红:《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北京,三联书店,2014。

[55]刘伟、彭剑、肖宗志:《清季外官制改革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56]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57]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8]张德美:《探索与抉择——晚清法律移植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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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卞修全:《立宪思潮与清末法制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1]尤志安:《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以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化为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62]李启成:《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3]张从容:《部院之争:晚清司法改革的交叉路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4]高汉成:《签注视野下的大清刑律草案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5]谢如程:《清末检察制度及其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6]陈煜:《清末新政中的修订法律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一段往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67]董丛林等:《清末直隶新政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董丛林、徐建平等:《清季北洋势力崛起与直隶社会变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徐建平:《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68]沈晓敏:《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谘议局和省议会》,北京,三联书店,2005。

[69]刁振娇:《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研究——以江苏谘议局为视角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0]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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