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谈治学的3则史料,重新发掘吕思勉

2019-05-21 09:04 来源:未知

内容摘要: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阅读档案时,看到陈寅恪、钱穆、柳诒徵的几则亲笔手写材料,颇有意思。钱穆开头第一句话便是,“本书取名中国史学史,然通览全书绝无一语及于中国史学古今变迁之迹”,认为此书模仿朱彝尊章学诚之义例,却不成功,“著述纂辑两俱无当”。”1947年 10月 13日日记:“谈及董允辉君之事,陈先生颇惋惜其乡音太重,语言不通,无法为之介绍教书工作,谓其文笔颇佳,读书用功,人亦忠厚,惟其著作如《中国史学史》之类,多为讲义式,而非专门著作,又无法介绍其作研究工作云云。严耕望把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民国四大史学家,是否如此可以进一步商榷,但他们属一流学者无疑。董朴垞得到后三位的审读,再加上民国史学界的老辈、南高师学派创始人柳诒徵的评断,董朴垞确属幸运。

  吕思勉被严耕望推为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在他身后二十年间,已刊著作在台港时有翻印,大陆除印行其遗著《隋唐五代史》外,反而寂无消息。1965年顾颉刚重读吕思勉题赠《章句论》时,大发悲叹:“吕氏一生写作甚多,而身后竟无人提议为编一全集者,并其著述目录亦不可见,悲已。”(《顾颉刚旧藏签名本图录》)这种状况当然与此二十年间大陆政治与文化生态息息相关。

记得早年上大学时,老师介绍过范文澜的治学格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我们方知研究历史是很艰苦、很寂寞的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也有热闹的时候。“文革”开始,就是从历史学打开突破口的:批判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批判历史分期理论,批判关于李秀成的评价,直至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再后来评法批儒,批林批孔。不仅把史学搞成“影射史学”与大批判,真正的史学家也被一个个打倒了。史学还有另一种热闹的时候,就是“戏说”历史的热闹。20世纪80年代以来,影视作品频频与历史题材联姻,历史戏倒是热闹起来,但离真实的历史却渐行渐远。什么时候,读者也会对严肃的历史研究发生兴趣呢?这恐怕很难。历史学家也只好继续坐自己的冷板凳了。

关键词:钱穆;董朴;陈寅恪;中国史学;功力;柳诒;学术著作;审读;抄录;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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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到台湾历史学家王尔敏著的《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一书,这也是一位坐冷板凳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名家。他的代表作有《清季兵工业的兴起》、《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等。这本新著是研究中国现代史学史的著作,研究对象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流派之外的非主流史学与史家。这个题目本身就比较冷僻,感兴趣的人不会太多,但是因其论题新颖,填补空白,立论有据,而吸引了我。

作者简介:

吕思勉

王先生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有两个主流学派:

  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阅读档案时,看到陈寅恪、钱穆、柳诒徵的几则亲笔手写材料,颇有意思。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吕思勉的旧作再版与遗稿新刊才走上正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其弟子李永圻先生的推动下,张耕华教授不懈搜求与艰苦校订吕氏全部已刊、未刊的旧著、遗稿,自2005年起历时七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相继推出十八种吕著单行本或合编本,纳入总名《吕思勉文集》的丛书,为编纂《吕思勉全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他们还合撰了《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收入未能编入《文集》的吕氏日记与散札等资料。  十五年间,耕华教授不务声华,埋首吕著,焚膏继晷,孜孜矻矻,不仅成为吕思勉研究的硕学专家,而且无愧弘扬吕思勉学术的第一功臣。经由其手总成的二十六卷《吕思勉全集》终于在2015年岁杪推出,与业已行世的台湾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大陆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与安徽大学版《陈垣全集》一起,让四大史学家全集最终呈现“四美并具”的局面。  关于吕思勉史学,我写过《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吕思勉与新史学》的专论。近日披阅《吕思勉全集》,记下这些片断性随感,或可视为对旧文的补充。

一是科学主义学派,“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教育家蔡元培承此科学主义思潮而倡率科学治史之学派。风从者众,亦具实力。所创历史语言研究所即是此一学派的结集中心”。另一是马列主义学派,“有重要史家循此方向,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等自是重要领袖”。王先生认为20世纪非主流史家有十家之多:一、国粹学派,是清末民初“国学保存会”的会员与《国粹学报》撰稿人形成的学派,代表人物有刘师培、马叙伦、章炳麟等8人。

  具体出处为全宗号:五,案卷号:1359(3)。陈寅恪等人的材料之所以出现在一起,缘于他们参与了1947年度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史学类学术著作评奖活动。他们评审的作品是董朴垞的《中国史学史》。据董朴垞1946年10月31日填写的《专门著作申请奖励说明书》介绍,此人年龄四十五岁,籍贯浙江瑞安,北平燕京大学国学院研究院毕业,长期任教中学达十五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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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高与学衡,南高似指南京高等师范,学衡是指《学衡》刊物“30年代前后,南高史学已负盛名,大师有柳诒徵,博通中西者有徐则陵、向达、胡先骕,通史学与史学方法前驱有缪凤林、李思纯,年代学权威为郑鹤声,浙东史学名家为陈训慈……学衡派文学名家尤精深强大,有吴芳吉、吴宓、梅光迪、徐震等”。

  董朴垞的这部《中国史学史》在三位史学家眼中评价都很低。具体意见中,陈寅恪所写最短,大概与其目力损伤有关,柳诒徵较长,钱穆最详细最具体。陈寅恪谓:“此书虽颇采用多种材料,但不能成为一有系统组织之作品,且似是学校讲义,亦不能视为一种创作。全书中皆因袭抄录未见有创获之处,故此书似不宜给奖。卅六年二月廿日”。(原文无标点,标点为笔者所加,下同)柳诒徵亦以为此书只是一部抄录,乃作者读四库提要史部一门节录之稿,稍略参考钱大昕、李慈铭、梁启超等人之评论,“未足以云著作”,且“抄录各文往往误断句读”,误解文意实多,决非偶然与笔误,实是功力不深所致。柳最后评价道,此书“似皆率尔操觚未能致力于掌故,宜再加意研究或更有进于此者。未见特殊创见于前人学说,亦无改进之点。按给奖标准似尚未能具有相当之独创性而有学术价值。从宽给奖附之三等”。

《吕思勉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1月

三、战国策学派:此派“因发行《战国策》半月刊而得名”,代表人物有林同济、雷海宗、贺麟、沈从文等9人。

  大概钱穆本人写过此类通史通论类著作如《国史大纲》《中国史学名著》,因此审读最细致。钱穆开头第一句话便是,“本书取名中国史学史,然通览全书绝无一语及于中国史学古今变迁之迹”,认为此书模仿朱彝尊章学诚之义例,却不成功,“著述纂辑两俱无当”。钱穆具体指出书中谬处,如第三编“史学之成立及其发展”独举刘知几、郑樵、章学诚三位。钱穆连问,刘知几之前岂无史学?刘知几以下,岂惟郑樵、章学诚可为史学,其他诸人则仅称史家,故不入此编?岂自孔子司马迁以下皆无史学可言?“此其纰缪之尤大者”。有些章节拟题,钱穆直斥“不伦不类,强立名目”。著述毫无见识,撰著语言又“辞句鄙倍”,随处可拾。作为著作有机组成部分的注释,钱穆直言,“书中小注只逢作者自出手笔便多荒陋可笑”。大到章节安排、史料运用、行文语言,小到注解,钱穆认为此书绝不见精彩,要而言之,“本书大处无可取,如材料之去取、篇章之分别、各家各书内容之叙述与评骘,皆绝不见可取处,而小节则纰缪百出,几于触处皆是,上幅所举特就其显而易见,不烦辞费者。窃谓如此等书似以不请奖励为是。三十六年三月廿八日”。三位学者意见趋于一致,谓其义例混乱,功底欠缺,抄撮过多,发明独少。

吕思勉何以名列中国史学四大家

四、新亚学派:指的是传统史学一派,20世纪初有柯邵、罗振玉、王国维、王献唐、余嘉锡等11人。他还认为钱穆及其弟子也应归入这一派,支撑中国传统史学至20世纪之终。

  董朴垞此书不仅得到以上三位学者的评阅,还得到陈垣的评断。何以如此,盖源董朴垞与考古学家夏鼐为同乡兼好友,夏鼐本人亦曾读过此书,并将书送与陈垣阅读。夏鼐1946年6月26日日记:“校阅董朴垞《中国史学史》及《民国史初稿目录》,以作商榷。”1947年10月13日日记:“谈及董允辉君之事,陈先生颇惋惜其乡音太重,语言不通,无法为之介绍教书工作,谓其文笔颇佳,读书用功,人亦忠厚,惟其著作如《中国史学史》之类,多为讲义式,而非专门著作,又无法介绍其作研究工作云云。”1948年3月28日日记:“少倾姚从吾先生亦来访陈先生(垣),余曾以董朴垞君之《中国史学史稿本》交之审阅,陈先生阅后颇不满意,于书头略批数处。谓余云,如此类之书,最好劝之不必刊印,反发生坏影响。”陈垣的意见也是相当不客气,看法与前三位大体类同,用今天的话讲便是没有问题意识,只是抄资料而已。可见董朴垞的学术功力确属一般。

  严耕望是钱穆的学生,吕思勉是钱穆的老师,也是严耕望的太老师。他所推举的四大家即陈垣、陈寅恪、吕思勉与钱穆,入选条件是“及睹其风采,或读其书时,其人尚健在”。据他说,钱穆受吕思勉“影响最大”,吕思勉对钱穆也“深为奖掖”,师生同成大家后,仍切磋问难,互有补益,这有钱穆《师友杂忆》可以对证。抗战胜利不久,钱穆再访母校,吕思勉请他演讲,钱穆开讲便说:“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师长校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民国师道如此,不禁令人动容。《吕思勉全集》有近八卷二十种左右的教科书,科目涉及历史、地理、国文、修身、文选等,其受业弟子中有钱穆、唐长孺、杨宽、黄永年、徐燕谋等大师名家,说他是史学大师,固然实至名归,却鲜有说他是教育家的,未免有点论之不公。  严耕望论定四大家立学术标准三:一是史学涉略面,二是史著述作量;三是史学识见度。  吕思勉的学术领域,尽管以史学为主,却兼及传统之学诸多领域,包括目录学(《经子解题》等)、文字学(《章句论》等)、文学(《宋代文学》《论诗》《小说丛话》等),他对传统医学(《医籍知津》)也有研究,还创作过新小说(《中国女侦探》等)。盘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师,论涉足之广,少有其比者。而他的史学著述,也涵盖了史学方法论、中国通史、断代史(从先秦到隋唐五代以及近代史)、专门史(涉及社会、民族、文化、学术、经学、理学、政治思想诸分支学科)、史学劄记、教科书、通俗读物等诸多领域,无论通贯古今,还是横跨诸界,在同时代史学大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吕思勉著作之富,同样少有其匹,《全集》达二十六卷,超过二陈,而与钱穆相颉颃(《钱宾四先生全集》五十四卷而为三十二开本,《吕思勉全集》二十六卷却为十六开本,考虑到钱穆享寿比吕思勉长二十二年,他们师生著述之繁富应不相上下)。在史学识见上,吕思勉贯彻了“博赡仍是为学大道”的治史取向,故严耕望《治史三书》有《通贯的断代史家》专文平章,说吕氏史学“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所谓“考史”,即章学诚所说的“考索之功”;而所谓“撰史”,应即章氏推许的“独断之学”,也即严氏表彰的“建立新史规模”。

五、历史地理学派,张其昀、宋晞等为代表人物。

  严耕望把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民国四大史学家,是否如此可以进一步商榷,但他们属一流学者无疑。董朴垞得到后三位的审读,再加上民国史学界的老辈、南高师学派创始人柳诒徵的评断,董朴垞确属幸运。从他们一致性的评价可以了解,学问须凭功力,功力要扎实,但功力却非学问本身,学问要的还是见识。优秀的学术著作是发明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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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民党党史学会,中心人物为罗家伦等。

陈寅恪、钱穆、陈垣

七、放眼江湖史学家,代表人物为李敖。王先生认为李敖“以学者入世俗混污流,揭发丑陋,挞伐恶棍。自具侠士之风”。“唯其学有根底,辩才无碍。早已声名远播,雅俗共钦,……李氏生平最高表现,即于去年受邀,到北大、清华与复旦三所著名大学讲演,举国轰动。”看来非主流史学家中只有李敖一人是不坐冷板凳的了。

  近年报章时见评骘民国学术与当代学术的高下之论,且不究诘那些话语的潜台词,倘以吕思勉作为民国史学的大师代表,在史学涉略的广度上,在史学识见的深度上,在史学规模的创获上,当代史坛能找出哪位大家足与其前后辉映呢?  在四大家中,吕思勉成就不在其他三家之下,声光却远逊于南北二陈与钱穆。严耕望认为,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近代史学崇尚仄而专的深入研究,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吕思勉这样博通周赡式的学者未免低估;二是二十世纪新史学以是否使用新史料作为衡量标尺,而吕思勉史学主要取资于习见的正史,因而受到轻忽;三是吕思勉身处远离民国学术中心的上海,长期任教的光华大学更非一流大学,他又不求闻达,从来“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用当下行话说,就是不炒作、不推销自己,也没有占据要津的弟子为之揄扬。但相较于跻身学术中心而位居学术领袖的那些大师,吕思勉以非主流的身份,在难以获睹新史料的限囿下,以人皆能见的二十四史作为资粮,“拆拼正史资料,建立新史规模,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这种魄力与坚毅力,让严耕望感叹,同时代成名史家“恐怕都难以做得到”。  但在民国时期,吕思勉仍获得学术共同圈的高度认同,他是当时教育部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即便1950年代全国教授首次评级时,他依旧是为数寥寥的一级教授之一。上海史学界唯有他与周谷城同为一级(据屈宁《1950年代的教授分级与史学大家》,周谷城初定为二级,官方最终公布时升为一级。尽管不知他是否以丰沛故人而荣膺一级,却也凸显吕思勉史学成就乃众望所归)。

八、香港史家,以简又文、罗香林、饶宗颐为代表。

不同时代如何认识吕思勉的学术

九、海外学人,以周策纵、柳存仁、陈祚龙为代表。

  对吕思勉学术的认知,后人似乎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与吕思勉同辈或仅低一辈的学者,在求学与治学期间往往已读其书而深知其学,无不给予高度肯定。闻知吕思勉逝世,顾颉刚日记即下盖棺之论:“全国中精熟全史者唯此一人。”其时,南北二陈尚活跃史坛,同为学术圈内人,这一评断应是经过拿捏掂量的。谭其骧指出:“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纂辑成编。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海外学者杨联陞表示,吕思勉是他“最敬仰前辈学人之一”。业师程应鏐先生也说:“执教光华大学常聆诚之先生讲论,淹博渊深,曾自叹寅恪先生外,并世无第二人。”  而鼎革以后成长起来的史界学人,对吕思勉的认识却有曲折的过程。1998年,王家范先生坦诚承认:“说起来实在不敬,因种种的缘故,我真正对先生有点认识,还是近几年的事。”这“种种的缘故”中,主要应是位居主流的史学对所谓资产阶级史学的持续批判。反讽的是,吕思勉早在1945年《历史研究法》里就肯定了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基础的唯物史观,认为有助于对史事的了解,他治史也尤其注意社会经济层面。严耕望抉发了这点,认为“这在没有政治色彩的前辈史学家中是比较特别的”。然而,1949年以后的无端批判,最终造成学界后进对吕氏史学的疏离与隔膜。作为率真坦诚的学者,家范先生曾痛切自责:  古哲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至今思来真是愧悔交加。“大雁已经飞过,天空不留痕迹”,对个人固然是一种难得的生命超越;对后人,特别是像我这样,作为华东师大他的专业后辈,却是不可宽恕的过失。  吕氏史学再获推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吕思勉的学术活动与学术著作主要都在沪上完成,洵为上海史学界的鲁殿灵光。他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转入华东师大。当然,不入华东师大历史系,吕思勉还是吕思勉;而若无吕思勉,华东师大历史学就会大为逊色。现在,吕思勉不仅是华东师大史学的品牌,而且打造成华东师大整个人文学科的标志。为了不再“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这座大学设立了以大师命名的“人文高等研究院”与“学术原创奖”。这是对学术的致敬,也是对大师的纪念。

王尔敏先生在这本书中重点介绍的是非主流学派中的第十派:南港学派,评述了这一派的史学家朱云影、郭廷以、沙学浚、刘广京、戴玄之、唐德刚、梁嘉彬、李国祁、陆宝千的学术传承和成就,介绍了南港学派的宗风、人物体制,回顾反思了20世纪的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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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对20世纪史学的反思、回顾,不同的学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视角、结论。王先生对20世纪中国的史学一分为二:主流与非主流学派,并把观察的重点放在非主流学派,这是很必要的。因为非主流学派从1949年以后就缺乏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在中国大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学历史的人,对非主流派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成就知之不多。这不仅造成中国现代史学史的研究不全面,也不利于继承、发扬这些学人的成果。王先生大声呼吁加强对非主流学派的研究,他自己率先深入研究南港学派,并强调要深入研究国粹学派、南高与学衡派、战国策学派,这是很有见地的,也是这本专著的特殊贡献所在。王先生也注意到南开大学的江沛教授已有《战国策派思潮研究》专著问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台湾学者许宏义有论文研究国粹学派,香港区志坚博士在研究南高与学衡,研究状况已有所改进。

华东师大孟宪承校长(右)与吕思勉先生晤谈

据我看到的文章,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已渐趋客观、全面,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共收入史学名家名著33种,既有所谓主流学派的如李守常、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尚钺、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著作,也有所谓非主流学派的王国维、向达、钱穆等人的著作。而戴逸先生在为这套书写的总序中,也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他认为进化史观的引进、唯物史观的学习运用、理性精神的张扬是20世纪中国史学转型、发展的特征。他对20世纪中国四代史学家的纵向发展作了分析,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关系、史学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他认为:过去常常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分两代史学家,用阶级属性看待一位学者、一种学术,这并不科学。他认为“不应简单地突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对立,而看不到他们之间的继承性”。郭沫若的研究成果,是在王国维、罗振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范文澜是黄侃的学生,而黄侃是章太炎的弟子,范老也是从经学起家的。这种学术上的传承关系,是历史的事实。他认为史学家无论从事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各有长处,都有贡献,两种类型的史学家应当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史学大师多是善于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研究的。

  然而,对吕思勉史学的含金量,史界前辈中也颇有不识和氏璞玉者。严耕望说:“有一位朋友批评诚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书。”他这位未点名“朋友”应即牟润孙。据《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引杨联陞函说:“牟润孙评述近代中国史学,而未提吕先生,弟致函指出,牟君回信只说嫌吕先生书多堆砌。”牟润孙师从陈垣与顾颉刚,比吕思勉低一辈,曾与严耕望共事新亚书院,也算得上是名家,但于吕氏史学却有眼不识金镶玉。但持“抄书”之论者却远非牟氏一人。对此,杨联陞不以为然:“试问有几人能堆砌如此广大而有意义?”“广大”推其有规庑,“意义”赞其有史识。严耕望最识得吕氏史学精髓,对牟氏偏见大表不满:“其实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抄书?”他进一步说:“这位朋友极推重赵翼《廿二史札记》。其实即把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全作有系统的札记看亦无不可,内容博赡丰实,岂不过于赵书耶?”在严耕望看来,吕氏之书不仅仅是赵翼式札记,“何况他实有很多创见,只是融铸在大部头书中,反不显露耳”。  关于吕思勉史学主要取材正史而很少涉及新出史料的问题,仍有必要饶舌一辩。自陈寅恪首唱“取用新材料,研求新问题,得预新潮流”,新史学主流就以能否取资新史料作为最高评判标准,这实在是对“新材料”的肤浅误读。作为新材料的甲骨文、简牍帛书、敦煌文书、大内档案,的确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取用这些新材料也着实让中国史研究取得了新进展,但这些新材料并不足以涵盖中国史的全时段与全领域,大部分时段与大多数领域仍须倚赖旧史料。而旧史料中的基本史料,毫无疑问仍是历代正史,更何况对旧史料以新眼光作出新解读,也就注入了新内涵,在这层意义上,旧材料与新材料完全是可以转化的。吕思勉当然清楚新材料的意义价值,但限于远离学术中心的非主流身份,不可能全部及时地获得那些新出的材料,兼之他立志写一部通史,以期说明“中国的社会总相”,由于从事的是全史研究,不少时段和诸多领域与新材料关系并不那么密切,在这双重因素下,他决定以二十四史为主创建自己的史学体系,虽属无奈却是理智的选择。打个比方,参赛者必须自带食材进行厨艺大赛,有的参赛者家境优渥,以山珍海味做出了满汉全席,固然抢人眼球;有的参赛者出身贫寒,却仍用家常食材做出了色味俱佳的特色菜肴,能说后者的厨艺水平与菜肴等级就不如前者吗?在二十世纪史学大师赛中,吕思勉正是后者,他以二十四史读过三遍半的功力,以最常见的正史材料构建起吕氏史学大厦,其规模在同时代却少有企及者,这恰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对史学新人来说,尤有必要重新认识吕思勉史学的巨大价值。我对吕思勉史著的阅读,说不上深入与全面,但有三点心得不妨献芹。其一,通观吕氏的《读史札记》与几部断代史,有不少篇章蕴含着他的问题意识与独到识见,是有待开掘的一座富矿,初入史海的新进学子倘能慧眼识货,自可从中获取欣然有得的提澌,觅得富有启迪的课题。其二,即便查阅吕氏通史论著,咀嚼回味他看似平实的论述,也往往折服于其史识的通贯性与穿透力。我在撰写《论吕思勉的宋史观》时,对这点深有体悟。吕氏断代史专著里没有宋史,他对宋代的论述大多散见于通史性论著,但真知卓识却随处可见。其三,倘以治史方法而言,吕氏史学才是史学正宗,最宜后学效法。在史料运用上,吕思勉并不一味追求新奇稀见,而是取历代正史作基础材料,以传统札记法为基本手段,初入门者易于揣摩,不难学习,只要假以时日,提升史识,进境可期。在史法运用上,如果说陈寅恪往往借助曲折入微的辩证论析,获得出人意表而令人叫绝的新解,吕思勉却并不刻意讲究别解高论,而是主要通过史料的缜密比次与通贯条理,藉抉发曾经遮蔽的史实,以获取前所未见的新知。倘以用兵为喻,陈寅恪是出奇制胜存乎一心,无其天才而一意摹学,不是走火入魔,便是画虎成犬;吕思勉则规矩方圆有迹可循,中等材质而有心追摩,即便难期大家,也能治史有成。对初窥史学门墙的中国史研究者,吕思勉史学自应尊为首选。

王先生对非主流史学流派的观察、研究、总结完全是必要的,也提示了从事中国现代史学史研究的人,要注意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王先生从1993年至2006年不断研究,写成此书,现在终于出版,可喜可贺。但这本书实际上只是一本研究文集,并未对所有非主流学派深入研究,涉及的主要是南港学派,其他九派只是在自序与前言中作了扼要介绍,这是很不充分的。比如书中三处提到历史学家郑鹤声先生(1901~1989),王先生把郑先生列入南高学派是正确的,但认为他只是史学史名家,是“年代学权威”是“史表年表名家”这是不全面的。郑鹤声教授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后历任云南高等师范学校、东陆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31年任南京国史馆纂修兼史料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第三所研究员、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他虽早年以《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名世,但治史60余年,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在中国史学史、目录学、文献学、史料学、清史、中国近代史、民国史、中西交通及海外关系史、民族史、史学概论、历史教学法等方面均有建树,著述多达160余种,2000万字。可能王先生对郑先生早年史学史、年代学的研究成果印象颇深,而作此断语的。王先生的书中对非主流学派的划分、人物的分类、列示的代表也有可以商榷之处。比如台湾学者柏杨就没有列入,对黄仁宇也未提及,对主流学派与非主流学派的师友关系也未论及,这可能是出于王先生的一家之言了。

(本文原题《重新发现吕思勉》,载4月1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书中把南高与学衡列为一派,但未说明缘由。我读《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的郑鹤声自传才具体了解南高与学衡关系密切。郑先生在南高毕业时的史学论文《汉隋间之史学》,柳诒徵恩师读后大悦,在卷面批了“一时无两”四字以示鼓励,并推荐到《学衡》杂志上发表,此文后又印成单行本,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柳先生又为之题词。这些学术掌故王先生未及谈论,亦是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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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敖列入非主流史家,我们可以悟出,史学家要做学问自然是非坐冷板凳不可的,否则就没有学问的基石。但是史家的学问要为大众所知,还是要从事史学的应用研究与普及工作,但这方面热心者少,成功者更少,这是否也是当代史学应当研究的一个问题呢?

作者|虞云国

王尔敏

来源|东方早报

1927年12月11日,王尔敏出生于河南淮阳县周家口市镇的一个书香门第。他曾就读于家馆学塾,修习四书五经,凡五年。后进入新式学堂读书,又对新文学产生有浓厚兴趣,涉猎各种文学作品。1950年,考进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攻读史地系,其时该校汇集一批后来极有影响的大学者,如朱云影、王德昭、张贵永、陶振誉、李树桐、曾祥和、戴玄之、蓝文征、姚从吾等。讲授近代史的郭廷以教授更是一代史学宗师,治学严谨,是王尔敏进入近代史学术研究领域的引路人,郭廷以先生早年出身“南高”“中央大学”,深受罗家伦之赏识,罗鼓吹要研究中国近代史,郭受其影响,乃投身近代史研究,成为近代史研究的开山者之一。1949年,东渡台湾后,任教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并创建近代史研究所于南港“中央研究院”,该所成为海内外史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重镇,有“南港学派”的称誉。该学派深受傅斯年、罗家伦治史风格之影响,注重史实,史学研究由编纂大事记及整理史料入手。1955年,王尔敏大学毕业后,即应郭廷以之招进入“中央研究院”,参与近代史研究所的筹建,他一生的学问与事业由此奠基。

编辑|吴潇岚

《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王尔敏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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